由中国实学研究会主办的“学习习近平总书记‘三严三实’学术研讨会”2015年7月6日在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举行，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共中央党校、国防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政法大学、中央民族大学等高校和科研单位的30余位专家济济一堂，就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安徽代表团审议时提出的“严以修身、严以用权、严以律己，谋事要实、创业要实、做人要实”，开展了热烈的探讨。会议主要讨论了以下问题。
一、“三严三实”是对中国传统修身传统的现代要求
自古以来，中国传统文化中就有丰富的修身传统。儒家经典《大学》中就有“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明确表述。这种传统，经过与长期的政治实践结合，逐渐积累成官员的个人修养体系，与科举制度结合起来，为治国理政提供人才基础。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三严三实”的要求，主要针对各级领导干部，这与中国传统重视“吏治”的思想一致，是从现实政治角度出发而做出的部署，既是针对当前领导干部队伍现状的应时举措，也具有夯实国家人才基础的根本意义。中国实学研究会会长、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践做了开幕演讲，通过回顾中国实学发展史，揭示了“实学”契合时代的发展内涵，指出“实学”与“三严三实”之间在发展上的传承关系。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工委原副书记、中国实学研究会副理事长何虎林认为，践行“三严三实”对于当前中国具有极其重要的根本意义，中国实学研究会举办本次活动具有为“三严三实”发掘历史传承的重要意义，今后应进一步理论联系实践，为如何扎实落实“三严三实”提出更多意见建议。国际儒学联合会秘书长牛喜平指出，“三严三实”是从根本上对传统文化的而提出的，只有各级领导干部不断加深对中国传统、历史的学习、理解，才能不断端正世界观、人生观，顺利履行职责。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研究员钱逊指出，儒家的修身传统，最突出的一点是注重实践，重知行合一，重名实一致。当前部分领导干部并不能踏实践履法律、党纪甚至基本道德的要求，各种场合空口高谈廉政、价值、道德等，实际上往往事后查出贪腐问题巨大，成为空谈的典范。“三严三实”不仅讲“严”，也讲“实”，就是要将各种规定落到实处，踏实践履，具有深刻意义。中央党校哲学部王杰教授指出领导干部个人修身对政务治理的基础作用，《论语》载“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充分说明了领导干部个人修养对各项措施、部署的基础意义。中国共产党历来高度重视发挥共产党人的表率作用，强调诸事以身作则，才能凝聚、带动起广大群众。当前中国面临的各种复杂形势，同样要求我们各级领导干部率先做到自律，要求下级、群众做到的，自己率先做到，不断提高廉政建设水平，才能上行下效，推进各项工作向前发展。
二、“三严三实”与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思想路线一脉相承
“三严三实”与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思想、中国共产党的思想传统一脉相承，具有鲜明的历史传承性。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周桂钿教授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强调从实际出发，即以认识客观存在的事物为基础。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结合自身的实践，总结为“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从“三严三实”的内容分析，“三严三实”的各项要求，与“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要求一致，修身、用权、律己、谋事、创业、做人等各个方面，都要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这一基本原则，才能具体用“严”与“实”的具体标准加以衡量、评价。浙江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吴光结合当前中国复兴传统文化的总体形势指出，中国当前正在进入传统文化复兴的新时期，并体现出了新的时代特点，“尊儒而不独尊，尊孔而不神化”，反映了虽然时代在发展，社会各界仍然呈现出传统文化现代价值的认同。近年中央提出的社会主义荣辱观、核心价值观等内容，都具有越来越强的传统因素，这是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必然结果，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方面。中国共产党经过总结经验教训，在同教条主义的斗争中走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步。当前的“三严三实”中，富含了大量的中国传统文化因素，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时代发展，也是进一步深化。国防大学副教授李志军从研究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的成果出发，指出“实干第一”是习近平政治思想中的鲜明特点。“实干”就必然意味着“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既不能完全依赖西方国家的成功经验，走出教条主义的窠臼；也不能否定传统承继性，必须继承历史优秀思想文化遗产，在实践中博采众长，吸收古今中外的长处为我所用。中共中央党校副教授曹润清认为，“三严三实”是在当前作风建设的大背景下提出的，直接针对的是当前存在的腐败现象，一些地方甚至出现“塌方式腐败”，这是当前“三严三实”要首先解决的。在治理政治生态的基础上，抓住领导干部，带动扭转党员队伍和社会整体作风，既是解决当前主要问题的举措，也是“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必然要求。
三、“三严三实”具有待深入研究探讨的深刻学术内涵
“三严三实”不仅具有时代针对性，还具有历史传承性，其中蕴含了丰富的、有待深入研究的学术内涵。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李存山指出，中国传统学术中，有大量关于修养、做事方面“严”与“实”的要求，如《中庸》中“诚者，天之道；诚之者，人之道”，其中既蕴含有“实”的思想，也有“严”的思想，而且二者之间是相互结合、相互为用的。中国古代的修身，不仅讲实在、实处，而且讲究严格，“修己以静”、“主一”、“戒慎恐惧”等，都意味着极其严格的修身措施。李存山研究员还引用范仲淹、周敦颐、辛弃疾等古代儒臣对修身、做事的言论，指出二者之间的一贯性，说明“三严三实”蕴含的中国传统学术思想内涵。中国政法大学方尔加教授认为，古今中外大约存在两种“实”的形态，一种是理想主义的实践，一种是功利主义的实践。道家、儒家偏重理想主义实践，以当前的“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态度，投身于对理想的追求。法家偏重功利主义实践，讲求以现实功利作为行为的指南。前者容易流于空疏，后者易成为不择手段。二者之综合，将理想主义的热情和切实的手段结合起来，才能达到实效和长久的兼顾。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孙宝山指出，儒家在先秦时期就格外强调学术之“实”，之后不同的历史时期都有不同的实学内涵，朱熹、王阳明等大儒都认为自己的学说是“实学”，即体现出对“实”的重视。当前的“三严三实”应格外注意克服形式主义的流弊，防止出现空喊“求实”口号的新的形式主义。北京工商大学姚红越教授指出，导致各项工作不严、不实的原因在于“不信”，应有针对性重建信仰体系，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有历史传承的、有机的、整体的信仰体系，从而强化对“三严三实”的内在支持。中共中央党校博士生任九光认为，中国儒学发展中，曾在清朝出现汉学、宋学之间的争议，其中一个鲜明特点，就是汉学人士指责宋学人士空谈道德，不能经世致用；宋学人士指责汉学人士修身没有基础，限于考据训诂而失去传统学术的精意。汉宋冲突经过清朝中期的讨论，逐渐形成调和汉宋的特点，即一批学者认识到汉学、宋学各有专长，宋学在修身方面有实际效果，汉学做事更踏实严谨，从而主张兼采长处，摒弃短处。“三严三实”既讲做人，又讲做事，是历史发展的合理趋势，也值得从中国政治学术史方面加大力度研究。北京大学日语系教授刘金才、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李甦平还分别从日本实学史、韩国实学史的角度，提出应借鉴日本、韩国实学研究的成果，为推动“三严三实”积极借鉴其他国家经验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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