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涌东方，征途向海。在企业出海步伐加快、政企关系深度交织的商业新生态下，政企纠纷的化解成为企业稳健发展的重要课题，也为行政法律服务带来了全新的价值挖掘与实践场景，行政法正从单一的争议解决向政企关系平衡、企业发展赋能的多元维度延伸。
今年3月，法律服务领域的盛事——“东方潮涌 到世界去”第四届法律服务业品牌发展论坛暨律新社2026品牌盛典（以下简称“品牌盛典”）在上海盛大举行。来自全国各地及海外地区的律所管理者、资深合伙人、知名专家学者、企业法总、行业组织领导者、法律科技先锋及杰出律师代表齐聚黄浦江畔，通过为期两天的高峰对话、成果发布、产品赛事、公益实践与圈层交流等多元形式，共探行业发展路径，共筑品牌生态未来。
在本次品牌盛典上，北京在明律师事务所创始人、主任杨在明作了题为《“行政法+”赋能政企纠纷实质化解》主旨演讲。杨在明立足深耕行政法领域多年的实践经验，厘清政企纠纷的核心内涵与典型痛点，拆解行政诉讼区别于民商事诉讼的独特杠杆优势，剖析企业出海背景下政企关系的平衡逻辑，并结合真实案例诠释“行政法+”在政企纠纷实质化解中的实操路径。
在他看来，行政法律服务的核心价值，不仅是为中国企业搭建权利捍卫之防线，更是以专业力量推动政企良性互动，让行政法成为平衡公权力与企业权益、助力法治建设的重要纽带。
行政法律服务的核心范畴
行政法律服务聚焦政企纠纷领域，自《行政诉讼法》与《行政复议法》实施三十余年来，行政法律师常代表企业，处理与政府征收方、各类行政机关间的争议，推动该领域法治建设。政企纠纷是企业与行政机关基于行政管理关系产生的纠纷，与民商事平等主体间的纠纷存在本质区别。当前常见的行政涉企类纠纷主要包含以下类型：
一是行政协议，其中招商引资协议是企业经营中最普遍的类型，因早年各地招商引资竞争激烈，协议签订较为粗糙，导致违约频发，引发大量纠纷。
二是行政赔偿，其核心问题在于损失量化与行政干预。企业因政府的行政行为遭受的损失，按“填平原则”应获全额赔偿，但司法实践中判决金额往往远低于实际损失。究其原因，企业损失构成复杂，法官难以精准判定赔偿范围与数额，评估、鉴定报告成为损失认定的“技术法官”，但受行政体制机制影响，相关机构很难保持中立性，行政干预现象显著，最终造成企业实际损失与判决赔偿的巨大落差，更不必提企业所期望的惩罚性赔偿。
三是行政许可，我国现有996项行政许可事项清单，涉企检查、行政许可中的不规范行为，成为企业经营的突出阻碍。此外，税务行政、行政处罚、行政强制等，也是行政法律师日常处理的高频案件类型。
行政诉讼的三大独特“杠杆”价值
行政法律师的工作思路和方法与民商法律师存在显著差异，这一差异集中体现为行政诉讼的三大杠杆优势。这也是行政法解决政企纠纷的独特价值所在，在处理重大政企争议中发挥着关键作用。
一是成本杠杆：民商事大标的案件受理费高昂，数十亿元、数百亿元标的额的案件，其受理费可达数百万甚至数千万元，因此企业面临一审、二审的高额成本风险；而行政诉讼案件受理费仅为50元，大幅降低了企业的维权成本，在解决大标的额政企纠纷中优势尤为突出。
二是取证杠杆：突破民商事诉讼“谁主张谁举证”的规则，行政诉讼实行举证责任倒置，由行政机关承担举证义务。该规则可作为诉讼策略设计的重要工具，即便看似败诉的案件，也可纳入整体诉讼规划。在庭审阶段，通过专业的交叉讯问，能够挖掘出关键性的证据、信息与法律事实，推动案件走向反转，实现纠纷解决的峰回路转。
三是效率杠杆：行政权力范围覆盖社会生活各领域，行政法律师可借助行政体系内部监督，实现“借力打力”，解决实际问题。通过申请行政机关履行法定监管职责，对其不作为行为提起诉讼，倒逼行政机关依法履职，借助司法与行政的双重压力，高效化解纠纷。如早年农民责任田被施工方垃圾堆放侵占多年的侵权案件，因民事立案、举证问题久拖未决，我们便转换思路，以违法占地为由申请土管局查处，在其不作为后提起行政诉讼，最终在法院督促下，土管局积极促成双方调解，不仅让侵权方作出赔偿，更完成了垃圾清理，切实解决了实际问题。
探索政企纠纷实质化解路径
当下企业出海成为发展趋势，从行政法视角来看，政企关系的良性互动与平衡，是企业出海规避风险、实现稳健发展的重要考量因素，而政府的发展职能，是政企关系的核心联结点。
长期以来，我国行政机关除行政管理权外，还承担重要的发展职能。在江南五省一市等区域，发展职能的权重高达七成至八成，企业的发展高度依赖行政机关的政策支持与资源赋能。目前我国企业出海过程中，国企、央企作为排头兵，其背后依托行政权力的支撑，获得了更多政策保障与风险抵御能力；而民营企业出海面临的各类风险更为复杂，更需要政府的政策支持与制度化的沟通保障。若政企间缺乏良好的沟通机制，企业出海将面临巨大的政策与经营风险，因此，构建政企良性互动的沟通体系，实现政企关系的平衡发展，是企业出海的关键前提。
杨在明认为，政企纠纷具有高度复杂性，单纯依靠诉讼对抗难以实现实质性化解，结合案件实际制定系统解决方案、推动政企协商沟通，是解决政企纠纷的核心思路。如某投资公司与当地行政机构签订合作协议，由行政机构提供土地使用权、企业负责投资建设，后因国土空间规划变更导致项目无法推进。案件诉至法院后，在明行政律师未采取常规诉讼对抗模式，而是推动法院向政府发出“一揽子”司法建议，最终政企双方通过协商达成一致。又如某地通过会议纪要形式，限制民营企业港口经营权，构成变相行政排除、限制竞争的行为。行政律师代理企业向行政机关申请行政复议，最终复议成功。
在实践中，不乏各种类型的典型案例，均充分印证了行政法律服务对于大中小型企业中，作为政企纠纷解决主渠道的实操价值与独特优势。
以思维重构处理政企纠纷
杨在明认为，政企纠纷的复杂性与疑难性，对行政法律师的能力与思维模式提出了更高要求。“行政法律师的角色定位，绝非简单的法院诉讼打官司，而是需要具备复合型、辩证性与逆向发散性思维，才能适配政企纠纷的处理需求。”杨在明表示：“针对大标的、集体复杂类政企纠纷案件，我们北京在明律师事务所组建了近40个督导团队，搭配不同项目组进行专项承接，同时积极打造全方位的专业支撑体系，以此应对复杂的法律事务处理需求。”
在法律服务实践中，诸多复杂疑难的案件，无法依靠单一法律手段解决，往往需要结合民商事、刑事、行政等多重手段，形成合力才能推动问题最终解决。这也意味着，法律服务行业的发展需要更多的协作与联动。
他感慨称：“我希望与在座的各律所主任、业界同仁携手，挖掘未来的合作机遇，凝聚行业专业力量，共同应对政企纠纷中的各类复杂问题，为企业发展提供更全面、更专业的行政法律服务支撑。”
行政法实施三十余年来，在政企纠纷化解中始终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行政法律师群体从最初的单纯代理企业需求，逐步发展为以“行政法+”思维赋能政企纠纷实质化解，核心始终以专业法律能力为依托，维护企业合法权益，平衡政企双方关系。
企业发展离不开政府的政策支持，政府治理也需要企业的积极配合，政企纠纷的产生，本质是政企间沟通机制与规则体系的缺失，而非政企的对立。未来，以在明律所为代表的行政法律师群体将继续深耕行政法领域，充分发挥成本、取证、效率三大杠杆优势，以专业的诉讼策略、系统的解决方案，助力企业化解政企纠纷；同时推动政企间构建制度化、专业化的沟通机制，让行政法成为政企良性互动的重要纽带，既为企业稳健经营与出海发展保驾护航，也为我国行政法治建设持续推进贡献专业力量。
